旅遊鍾人

沈旭暉談國際視野(下)

我們可以做甚麼?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,我對這問題,每天都在想。剛回到香港時,個人難免因為媒體、專欄而為人認識,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,是難以持續發展的。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、制度建設,才最重要;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,才能專注幕後工程,這是我經常說希望淡出幕前的原因。以下是我近年一些和框架設計有關的幕後參與和建議,不一定全面,但也許能拋磚引玉:

1.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的樞紐,目前亦尚算自由,理應成為一家之言,乃至建立「Hong Kong School」,這也是國際媒體依然找香港學者評論世事、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。因此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新聞甜點和裝飾,只要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,甚或足以顛覆既有消費模式。近年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、出任一些媒體的國際版面顧問,都是希望令這樣的改革成事。在新媒體時代,製作國際節目的成本已大為降低,如何令電視、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,擁有屬於香港的國際聲音,更是新一代值得思考的事。

2. 通識教育目前有「全球化」單元,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,卻被要求立刻批判世界,有時反而令他們失去興趣,或得到充滿偏見的概念,到了大學,問題就浮現起來。筆者經常在相關委員會說,「國際視野」不必獨立成科,卻應該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。參考國際案例,歐盟有鼓勵學生之間跨國合作的「蘇格拉底教育計劃」,美國在9/11後把「國際視野」列為優先教學目標,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「國際理解教育」,都是以潛移默化滲入國際視野為教學主旨。對此我們亦應主動研究,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。

3.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,其實這類命題對研究本土、國際的學者而言,都是潛力無限。數年前,筆者開設了「香港涉外關係」碩士科目,高層原來不大看好,擔心無以為繼,但學生反應頗為積極,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的層面。而且學生發掘了不少新題目,都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,例如「香港如何通過東正教拓展對俄貿易」一類題目,雖然具備實踐價值,卻明顯不是現有官員的思考方向。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,只要對一般學生普及「新加坡學」、「杜拜學」等概念,他們對香港面對的危機也會得到宏觀啓迪,這對社會整體也是莫大裨益。

4.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,我們不能單靠說教,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接受低薪在NGO工作。令知識學以致用,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。由於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了畢業生的命脈,各大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該和他們建立一個合作機制,一方面對其招募員工的公式提出改善意見,說明沒有國際視野的員工會產生甚麼問題,另一方面為這些公司進行內部培訓,說明國際視野如何能提升其業務,企業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。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必須用半年時間在海外當義工,就很值得鼓勵。

5.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擁有先天的國際身份,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。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始終有顧慮,但客觀事實是,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、官恩娜介紹大溪地、喬寶寶談香港身份認同,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得多的公民教育。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:長遠而言,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,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、演藝人越來越多,讓人看到一絲曙光。當《獅子山下》已成為維穩歌,我們希望下一代認同的香港之歌是《海闊天空》。

6. 在全球化時代,「香港」本身就十分國際,因為這不但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,也是一種精神、價值,在海外認同香港精神的人極多。因此,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,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,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、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,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,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,他們對香港現況的擔心、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,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。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,值得有心人思考,那樣香港就是有天不幸淪為「一國一制」,禮失也能求諸野。

身處亂世,也許無力回天,但做力所能及的事,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。共勉之。

文章轉自:平行時空(特別嗚謝 : 沈旭暉)
圖:旅遊鍾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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